林亿：为了写我想写的音乐，来到中国
人为什么要迁徙，从一个国家抵达另一种文明，去适应一套崭新的语言、思维和行为体系？在南海之声《听见》栏目的专访中，我们试图从新加坡音乐人林亿的身上寻找答案。
林亿是新加坡第六代华人，是在新加坡双语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英语是主要沟通和思维语言。2013年他来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攻读作曲系硕士，在彼时的新加坡，去语言相通、音乐教育体系相似的欧美国家就读，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少时在校民乐团学习“笙”这个中国的古老乐器，并且渴望在民乐上有更深的建树，林亿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如今十年已过，完成学业后的林亿，一切是否如他当年的期冀呢？在外人看来，林亿的选择无疑是成功的，如今他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为《理想照耀中国》《创业时代》等影视剧配乐，作品有着不错的口碑；在生活上，他与中国青年琵琶演奏家孙莹因乐生情，组建了跨国家庭，也拥有了事业上的好搭档。
林亿本人如何看待这十年的迁徙经历和此时的人生，我们又能从他的视角看到什么样的中国？
选择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以英语为主的社会。在学校，所有学生都学习英文，英语成了我们社会的主导语言。”
——选自《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
《听见》：2013年来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攻读作曲系硕士，这是个艰难的选择么？
林亿：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跟新加坡国人一样，深造读硕士肯定是去欧美国家。当时我的阿姨定居在美国洛杉矶，所以我一直准备考洛杉矶的两家音乐学校。其实我是在最后时刻才有所转心，去洛杉矶的选择太简单了，而且课程是一年的时间，没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造，尤其是中国民乐的创作上。当时我已经给新加坡华人团写了几个作品，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自信，最后时刻我才决定来中国，在民乐上有所深造。
《听见》：来中国求学，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林亿：那时候我的中文比现在还要糟糕至少100倍，说不出一句流畅的话。尽管入学考试的很多内容已经学习过，但是需要重新用中文学习这些专业知识，脑子里需要不停地翻译。
《听见》：身边的朋友，怎么看待你当时的选择？
林亿：虽然自己很坚决，但是确实周边没有一个人赞同或者鼓励这个决定。当年我过来的时候，中国在大部分新加坡人印象里，还停留在那种六七十年代，张艺谋老电影的感觉。甚至还有同事问我：你又去北京了，北京有没有厕所，听到这些我就都不想接话了。
缘起
在新加坡，教育部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注重学术学习能力之外的培养。每位学生在校期间都被要求加入一个艺术团体，作为“课外活动”计入分数。1998年末，初三学生林亿加入了学校里比较小众的民乐团，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传统乐器“笙”。
《听见》：在新加坡，人们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学习民乐？你是怎么接触到“笙”这个乐器的？
林亿：新加坡学习华乐的方式跟中国有点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中国的孩子从小拜师入门，然后一对一地跟一位老师学习某个乐器。我们那边一般是通过学校的课外活动，加入一个艺术团体，然后直接学习乐队的曲子。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间英校，有一支民乐团的存在也是比较意外的事情，因此招新很困难。有一次老师又来找乐手，他说我是田径队的，肺活量肯定特别好，应该去。那天我正好没有别的课外活动，就跟着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笙”这个乐器，看起来特别高科技，很像机械枪，就觉得好酷，还挺有意思的。我是属于任何事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要很用心地把它完成，学笙也是这样，就一路学了下来。
《听见》：大学本科你学习音乐专业，但并不是走上演奏的这条路，而是选取了作曲的方向，为什么？
林亿：一直以来我坐在大乐团里演奏，除了我自己该演奏的部分，我的大脑一直在飘，一直在听别的乐器在演奏的声部。每次大乐队排练结束后，我很喜欢到指挥台那边去看总谱，很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为什么他跟我不一样，或者他跟我一样，然后为什么会好听，或者可能不好听，我一直对综合性比较感兴趣。而演奏这方面，我永远觉得有很多人演奏得比我好，哪怕我很勤奋，天天练琴，但是感觉演奏时上场就会怯场，我有这个问题。
《听见》：中央音乐学院的硕士教育，对你的音乐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林亿：中央音乐学院对我的影响是巨大无比的，这个重要性是没法用文字来表达的。因为学校的那些历史大师级人物，我一直感觉到有压力，就是你站在大师的肩膀上，作为校友，你不能特别不给力，对吧。
学校里有中国的各种音乐精英，演奏、作曲、学术等等，跟他们的接触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在演奏方面，我接触到演奏家或者演奏专业的学生，他们的水平非常高，乐器已经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这也促成了我对声音二次进入非常感兴趣的状态，因为这些优秀的演奏家让我打开脑洞去想象，想还能写出什么新的东西，让他们去表达。
《听见》：如果把你和中央音乐学院的中国同学比较，你认为你们之间的艺术创作上会有什么差异？
林亿：如果我跟一个中国同班同学，同时写一个音乐会的音乐作品或者一个项目，我觉得应该是80%以上挺雷同的， 20%可能是个人怎么去理解某个话题或内容。比如有一次跟一个中国朋友聊到大海，我就跟他说了一大堆不一样地理位置、不一样纬度的海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话，他当时看着我就有点愣住了，说感觉很抽象。
这位同学他跟我解释他出生之后，很晚才见到大海。这让我想到我来到中国，已经很大年纪了才看到下雪，这是一样的体验。我出生在一个四季都是夏天的国家，很多东西中国人觉得没什么稀奇，比如高山峻岭，比如大草原，但我会觉得很震撼。我们觉得应该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但其实每个人在很深层次的小细节里是不一样的。
扎根
2018年，林亿在北京组建了家庭。他的另一半，是中国的青年琵琶演奏家孙莹，同样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正是林亿所说的“演奏上的精英”。他们共同创办了一间音乐公司，在音乐事业上相互配合，一个负责作曲，一个负责演奏，完成了《清泉》《长门怨》《蹁跹》等民乐作品。2020年，他们的小宝贝在北京出生。
《听见》：硕士毕业后，你选择留在中国北京继续自己的音乐事业。这是个新的挑战么？
林亿：我觉得全世界的艺术工作者，不论你放到哪个大城市生存，都是有挑战的。
《听见》：不光是因为自己的外籍身份？
林亿：不会，反倒我觉得非常庆幸，我是选择扎根在北京，在中国来开阔我的事业。因为我觉得中国社会很多层面来说，对于外国人还是包容性很强的，工作起来我的身份不经常被提到。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北京这种一线的工作环境，都是追求效率，你能完成好这份工作，那是最重要的，你是谁，你的肤色我不管。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我没觉得受过任何排斥。我天天就是考虑着手上有这个任务，怎么样最大化地把它完成好。我在中国写了几个比较小众的作品，很多中国老百姓跟我说很感动。我真的觉得，或者说让我再次确定了，虽然说起来还很俗气，就是艺术或者音乐真的无边界。
《听见》：为什么没有选择回到新加坡？
林亿： 十年前，我在新加坡一间非常顶尖的学校任教，年纪轻轻当上了音乐系主任，在大家眼里很有成就。当时辞掉工作，全世界都觉得我疯了，在所谓的人生巅峰，为什么要放弃一切。但是我一直看得非常清楚，哪怕有一天新加坡总统给我颁了一个奖（这个荣誉），但是我只能说自己在新加坡做了一些别人觉得有贡献的东西。我会想走出新加坡，我有没有给亚洲、给世界做了什么有贡献的东西。
《听见》：您喜欢现在的事业的状态，生活的状态么？
林亿：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觉得可以更好，或者华人的一个象征性就是永远在追求再上一层。在追求更好的路上，我是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我走的路比较弯，比较远，我就会提醒自己其实现在有的已经比之前好太多了。
英语有个词，叫“taking baby steps”，就是像小婴儿一步一步的，所以哪怕你多么艰难，你只要能把一只脚放在另外一只脚的前面，你就是成功了，然后再重复，再把另外一只脚放在前面，然后再重复，这样就够了，不需要你再做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