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罪己诏”：若不是有名臣陆贽的手笔，唐朝或许就要被灭亡

唐德宗“罪己诏”：若不是有名臣陆贽的手笔，唐朝或许就要被灭亡

唐德宗李适，唐朝第九位皇帝。唐肃宗长孙、唐代宗李豫长子。李适初封奉节郡王。宝应元年（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雍王，在名义上统军平定安史之乱。次年拜尚书令。广德二年（764年），被立为皇太子。

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即位后，决心改变中唐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混乱局面，重建中央权威。建中二年，恒州节度使李宝臣和青州节度使李正已去世。唐德宗拒绝了两节度使儿子继承职位的“非正常”要求，结果导致河朔四镇（幽州、恒州、魏州、青州）联合起兵，宣布脱离中央。接着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也趁机宣布独立，甚至自行称帝。唐德宗即诏调全国兵马，先行讨伐妄自称帝的李希烈。

从当时唐朝廷的国家形势上讲，唐德宗李适重塑中央权威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唐德宗本人虽有雄心而无大略，诏军勤王，却又不肯出钱犒赏士兵（此乃帝位传承长久后的必然结果，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既是我的臣民，为我讨伐叛军是理所应当的）。结果引发了建中四年十月的“泾原兵变”（从泾原地区调集的平叛部队途经长安，见皇帝不肯出钱犒赏，遂绝望生怨，怨恨生怒，怒而发生兵变）。

兵变后，唐德宗才下令急运二十车金银财宝犒劳军队。可惜，迟到的恩典无法制止已然发动的兵变，泾原乱兵占领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国家再次陷入内乱之中。本想打击藩镇势力，重建中央权威，由于处置失当，结果求荣取辱，给天下带来了更大灾难。

在现实面前，唐德宗接受了时任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颁布了《罪己大赦诏》（“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这篇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在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一发布，“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诏书历数了李适自己的罪过，称：“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貌，罪实在予！”

而后，再说平叛的主要战略目标：

“朱泚（原幽州将领，泾原兵变，被哗变士兵拥立为帝，不久，李晟收复长安，朱泚在逃到彭原西城屯时，被部将杀死）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这篇《罪己诏》除了历数李适自己的罪过之外，还重点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其中间架税、垫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是百姓得以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可见真正能够收拾人心的东西必须是对于实实在在利益的关注）；而除了朱泚之外，诏书又宣布对叛乱诸藩及其所有胁从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显示了天子的通情达理，宽厚仁慈；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叛逆利益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瓦解了反叛联盟，从而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篇《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

诏书颁布后，“四方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不少叛乱军队归顺了朝廷，内乱局面得以控制，国家得到了暂时的安定。文字的力量在于言之有物，行之有实，唐德宗这篇由一代名相、政治家陆贽所代笔起草的《罪己诏》，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危定难的巨大作用。

尽管唐德宗不是一个明君。史家常言“德宗之朝有一陆贽而不能用”说的即是这位唐德宗。特别是在他的执政后期，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重新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税、茶叶税等苛捐杂税，导致民怨日深，致使李唐王朝不但没能在唐德宗时期实现“中兴”，反而更加走向衰败。但是，唐德宗《罪己诏》的作用，却不能因为唐德宗的无能而被抹杀。它恰恰说明：在国家出现危难之际，如果当权者能以公开的方式，认真检讨自己的罪过及其带来的危害，或许能换来广大士卒黎庶的谅解和同情，也就有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变覆舟之涛为载舟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