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功与过
李鸿章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出生1823年二月十五，马上阴历201年，也是二百周岁，他出生于当时的合肥肥东县东乡磨店乡谱名章铜。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道光二十年（1840年），李鸿章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李文安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李鸿章遵父命北上，并作《入都》诗十首，以抒发胸怀，其中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宏愿。入京后，李鸿章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应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93]房师为瑞安人孙锵鸣。同年，与周氏完婚。
清人绘青年李鸿章坐姿像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鸿章入京会试，但不幸落榜。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李鸿章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93]，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李鸿章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殿试列二甲第三十六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2]道光三十年（1850年）四月，朝廷“引见丁未科散馆人员”，李鸿章被改授为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湘军幕僚
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起，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迅速向东发展。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诏谕吕贤基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随同吕贤基回籍办团练[6]。五月，李鸿章带兵守卫和州裕溪口，首次与太平军交战[7]。次年（1854年），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必禄·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8]。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9]。
李鸿章的业师曾国藩
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因克复安徽含山县之功，李鸿章被赏带知府衔。[10]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随同安徽巡抚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十月叙功赏加按察使衔。[11]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咸丰七年（1857年），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次年（1858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9]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李鸿章被派往安徽军营，由正红旗蒙古副都统何图哩·伊兴额统领。[12]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败绩，急需人才。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发生转变。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鸿章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鸿章在旁数言而决。[9]
咸丰十年（1860年）秋，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国藩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1861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9]这时，曾国藩对他另眼相看，举凡“军国要务，皆与筹商”。李鸿章受到重用，成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左右手。[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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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词条：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在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太平军进军苏、杭，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到上海。为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开始时属意曾国荃及湘军宿将陈士杰组军东援未果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9]
共2张
1860年威廉·桑德斯为李鸿章拍摄的坐姿照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李鸿章奉命回安徽招募淮勇。得益于之前庐州团练的基础和他在当地的各种关系，皖籍地主武装张树声、周盛波、潘鼎新、刘铭传等人纷响应，使淮军的组建、招募较为顺利。[9][93]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曾为李文安的幕僚）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9]
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9]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93]，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
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
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
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
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