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滔滔虽自律但缺乏政治手腕且未及时归政哲宗，导致祖孙产生矛盾
宋元祐八年（1093年）秋，已经临朝执政八年之久的太皇太后高氏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临终前，她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吕大防、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范纯仁等执政重臣召入大内，隔着帘子嘱咐他们说：“吾将不起矣，待吾死以后，官家（指其孙、哲宗赵煦）必不会用相公等旧臣。你们应有自知之明，主动告退，腾出相位，好让官家启用他人，这样也免得遭受祸端。”吕大防、范纯仁等惶恐哀伤，只得俯首称诺。
数天后，高太皇太后驾崩于东京皇宫，年六十二。哲宗追谥祖母为“宣仁圣烈皇后”，与祖父英宗赵曙合葬于永厚陵，后世也因此以宣仁太后作为她的主要称谓。这就是高滔滔。
天圣十年（1032年），宋保顺军节度使、洮州刺史、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继勋位于东京的府邸中又有孙辈降生——他的第三子高遵甫诞育了一个女儿。高家是一个大家族，也是顶级将门世家，高继勋是当年澶渊之盟时护卫真宗皇帝渡河亲临澶州前线的渤海郡公、忠武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之子，少年时就随父从军，出征入卫，历事三朝，多有夙夜功劳。高家因而得保厚禄皇恩，子孙繁衍、枝叶茂盛。
而这个小小的女婴诞生后，没有受到什么特别的厚爱，只不过按照家族旧例，获取自己那一份待遇，在父亲高遵甫和母亲曹氏的抚养下，逐渐成长，并起了个“滔滔”的小名，日子过得平平常常，仅此而已。
景祐元年（1034年），垂帘执政十年之久的章献皇太后刘氏（真宗皇后、仁宗嫡母）去世。一年后，仁宗赵祯借口皇后郭氏无子且善妒，废黜了章献皇太后在世时所青睐的郭氏，作为向嫡母的小小报复。然后在这一年九月立之前奉诏入宫的开国名臣——中书令、济阳武惠王曹彬的孙女、十八岁的曹氏为新皇后。曹皇后，就是高滔滔的亲姨母。
仁宗赵祯此时久久未有皇子，同时也没有同胞兄弟，而其堂兄—知大宗正寺、宁江军节度使赵允让却有十多个儿子。为了有个“多子多福”的好兆头，仁宗在景祐二年（1035年）将赵允让四岁的第十三子接入皇宫，赐名赵宗实，并交给曹皇后抚养，以求能够给皇室带来诞育子嗣的“福气”。
赵宗实之父赵允让是真宗的弟弟商王赵元份第三子，当年也是被前几个儿子都早夭的伯父真宗赵恒以皇子礼仪接入宫中抚养，直到仁宗出生后才以箫韶部乐送还商王府邸。所以仁宗也想按照父亲的做法，接堂侄进宫抚养，从而为皇室带来诞育子嗣的好兆头。
赵宗实入宫后不久，曹皇后怕他孤单，也将自己的外甥女高滔滔接到宫内居住，让两个小孩子时常在一起玩耍、读书，可以说这两个同岁的小孩儿自幼就有了青梅竹马的感情。
宝元二年（1039年），赵宗实入宫四年后，仁宗的第三子赵昕出生，这让仁宗喜不自禁，认为自己后继有人。同时，完成了“招弟”任务的赵宗实也如同他父亲赵允让当年一样，被仁宗用隆重礼仪送回其父赵允让府上。
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三岁的赵昕不幸早夭，仁宗再一次失去了儿子，之后也再没有生出皇子（皇女倒是生了十多个），大宋皇室面临着绝嗣危险。而曾经的仁宗养子赵宗实，因为有过被接入宫中作为皇子生活过四年的经历，再一次成为皇储的最有力人选，之后的日子里受到仁宗和曹皇后的重视、逐渐开始关注和培养他。
庆历七年（1047年）正月，赵宗实已经年满十五，按制度将要举行婚礼，以宣示成人之礼。仁宗对于这个养子的婚姻大事很是上心，在朝臣勋戚中物色合适的适龄女孩，作为赵宗实的正妻。而曾经抚养过赵宗实四年的曹皇后秉承着“亲上加亲”的原则，向仁宗大力推荐自己的姨外甥女高滔滔，请求仁宗为两个人赐婚。
仁宗认为高滔滔是开国功臣高琼的曾孙女，又是另一位开国功臣曹彬的曾外孙女，家世显赫，门第相当，而两人自幼就认识并曾经在一起共同生活过几年时间，感情深厚，可以作为赵宗实的良配，于是在这一年三月正式赐婚，将高滔滔嫁给了赵宗实，并加封京兆郡君，同时赐其大名为“高正仪”（为了方便起见，之后还是称其为高滔滔）。对于这一桩天作之合，当时朝野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赞誉。就这样，时年十五岁的高滔滔自此便走上了历史舞台。
嘉祐七年（1062）八月初四，仁宗在久久不能诞育皇子的无奈情形下，只得正式立赵宗实为皇子，按照皇子改名的规矩赐其名为赵曙，由此确立了大宋皇统所在。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五十四岁的仁宗驾崩于东京皇宫。四月初一，皇子赵曙在诸臣的拥戴下继位，即大宋第五代皇帝宋英宗。英宗即位后，于四月二十九册立正妻京兆郡君高滔滔为皇后。
在英宗在位的四年里，作为皇后的高滔滔并没有过多地出现在臣民的眼前，而是身居后宫，主持大内庶务，奉养已经是皇太后了的姨母、仁宗曹皇后。由于高滔滔和英宗感情和睦、而英宗也很是敬畏皇后，所以登基前后的英宗没有其他妃嫔，四子四女都是高滔滔所出。
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患病，久治方才痊愈，但是身边缺少服侍照料的宫人。曹太后觉得这样不是个办法，于是命宫中女官偷偷向外甥女皇后进言：“官家即位已久，今圣躬又痊平，岂得左右无一侍御者耶？”
高滔滔自十五岁嫁给英宗，就一直独享丈夫的宠爱，从来没有和其他女子分享过，心性自然骄纵，于是毫不客气地对姨母派来的女官回复说：“奏知娘娘，新妇始得嫁‘十三团练’耳，即不曾嫁他官家。”
曹太后碰了个钉子，此后再也不提给英宗纳妃之事。不过除了这件事，其他方面高滔滔倒是没有什么顶撞慢待曹太后的事情，姨甥之间相处倒也比较融洽。
治平三年（1066年）十一月，英宗再次患病，并迅速转危，御医多方诊治也没有效果。高皇后为了给皇帝“冲喜”，这才按照曹太后的意见，给英宗选纳了三个妃子，不过这对英宗的病情无济于事。十二月，英宗立长子赵顼为皇太子，以稳定社稷。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初八，英宗在大内福宁殿驾崩，年三十六。皇太子赵顼继位，即大宋第六代皇帝宋神宗。神宗登基后尊奉祖母曹氏为太皇太后，母亲高氏为皇太后、立太子妃向氏为皇后。这一年，高滔滔三十六岁。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启用“负天下人望二十年”的改革派大臣，翰林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主持开展变法，以求“消除冗靡、富国强兵”。这就是著名的“熙宁变法”。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等变法派先后制定了“青苗、均输、免役、保甲、将兵”等法，并改革了科举制度，打破了自宋初之际延续百年的旧制度，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也触犯了诸多旧官僚贵戚的切身利益，导致变法遭到激烈抵制和反对。朝堂也因此分裂为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
而后宫之中，曹太皇太后及高太后、向皇后因各自的外戚家族属于被触犯利益的一方，所以都倾向于旧党方面，在熙宁变法的新旧党交锋中，凭借祖母、母亲、妻子的身份，对年轻的神宗持续施加压力，导致本来意志就不是很坚定的神宗时常出现畏缩情绪，大大影响了变法的执行。神宗曾经无奈地对王安石说：“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变法其害，两宫不安、再三劝慰，以至泣下。言近来京师乱起，皆由此至，而失人心矣。”
王安石毫不动摇，继续鼓励神宗，并断言后宫这么多的中伤反对意见，一定是向氏（神宗皇后家族）、曹氏（太皇太后家族）的人因为自己的利益受损而撺掇皇后、太皇太后向皇帝告状、并从中捣鬼。不过王安石并没有点高氏（皇太后家族）的名，这似乎可以说明虽然皇太后反对变法，但是却没有纵容自己的娘家人从中谋取利益，或者跟在后面起哄，这表明高太后对于家族的约束和管制是得力的，这也是她日后获得朝野好评的原因之一。
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都是变法所带来的结果为由，再度向神宗哭诉“变法百害、王安石乱政”。神宗也因为天下大旱而一筹莫展、满面愁容，对变法产生了怀疑，思想开始犹豫不决。当年，王安石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被迫离开了变法第一线。虽然后来王安石曾复相，不过神宗从稳固皇权、消除不稳因素出发，意志动摇，再也不轻易做出无条件支持变法派大臣的举动，熙宁变法遭受重挫。
元丰二年（1079年）冬，曹太皇太后驾崩，后宫中便以高太后为尊。高太后除了在大内颐养天年之外，就是以母后之尊向儿子神宗施加压力，反对已经摇摇欲坠的变法大业，以恢复祖宗旧制为己任。
但是除了反对变法之外，高太后其他方面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她对于权力的欲望其实一点也不强烈，英宗登基后身子孱弱、无法理政，身为皇后的高氏主动请求曹太后垂帘，以执掌朝政。神宗继位后举行变法，她也只是出于遵循祖宗旧制的本性，联通婆母、儿媳一起向儿子施压、要求废弃新法而已，此外严守皇室家法，并没有借机干涉国政，获取私利的念头。对于高氏外戚，她一贯是严格管束，不让娘家叔伯兄弟子侄们可以凭借外戚的身份获取正常待遇之外的官爵和尊崇，因此在当时口碑很佳，即使变法新党诸人，也由衷赞叹高太后的朴实平和以及谦恭自律。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神宗因变法的不顺及对西夏作战不利而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乃至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二月，病情极度恶化的神宗在弥留时立第六子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同时留下了“国事一委皇太后暂为处理”的遗诏，于三月初五在大内福宁殿驾崩。皇太子赵煦奉诏登基，成为大宋第七代皇帝——宋哲宗。五十四岁的皇太后高滔滔也升级成为太皇太后，按照儿子的遗诏，替九岁的孙子哲宗赵煦代为处理国政，开始了她为期八年的临朝称制历程。
高太皇太后垂帘后，代孙子哲宗行使执政权、名正言顺地掌握了大宋朝堂最高权力。她出于恢复祖宗旧制的目的，垂帘伊始就将变法派大臣吕惠卿、章惇、蔡确等统统罢去，起用反对变法的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等守旧派大臣，用司马光“以母改子”说法，将神宗和王安石等人所推行的新法全部罢弃不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朝堂的对立，也将变法时所获得的一些来之不不易的成就消耗殆尽。北宋末年愈演愈烈的党争，也从高太皇太后执政开始变得愈发恶劣，从意见之争变成赤裸裸地打击报复，直至另一方彻底倒台为止。因为这一时期哲宗的年号叫元祐，所以由高太皇太后主持朝政、恢复旧制的这段时间，就叫做“元祐更化”。
高太皇太后为人其实非常自律，廉洁节俭、朴实无华，对于百姓困苦相当重视，对母家外戚也不徇私情，严格管教。临朝后施政清明、轻薄徭役、尽量与民休息，所以担得起贤后的美名。但是她毕竟是缺乏实际政治手腕、眼界和见识都相对短浅的后宫女子，垂帘之前也没有任何执政经验，对于复杂的政治局面和繁冗的治国政策都不是很能理解，只能以自己所看见的、所理解的去分辨事物的好恶和对错，无法辨别表面盛世下的危机。她重用守旧派大臣，从切身利益出发，维护皇室和守旧官僚集团的利益，并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旧党打击新党、废弃新法的工具和旗帜。这也是高太皇太后本人的悲哀和无奈。
而在临朝执政中，高太皇太后最大失误，就是忽视了亲孙子哲宗的感受，而这个小孩才是大宋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她在临朝的八年中，一直把持着军国大事及内外政务，没有给孙子留下哪怕象征性的朝堂发言权，即使哲宗年满十七时，依旧没有撤帘归政。而高太皇太后所倚重的守旧派大臣们则习惯于听命高太皇太后，在朝堂之上议事时，根据礼数大臣应面对哲宗；然而，大臣都反过来面对高太皇太后，以至于背对哲宗。后来哲宗亲政，回想当年祖母垂帘的场景，还恨恨地说：“朕只见臀背矣”。
这短短几个字，清楚地显示了祖母和孙子之间因权力分配而产生的深深隔阂。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滔滔驾崩，被压制了八年的哲宗终于得以亲政。他将变法派诸臣召回朝中，执掌朝政，重开新法。守旧派大臣则全部贬谪出外，已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则被夺谥毁碑，司马光甚至差一点被刨棺戮尸。哲宗用这种极端手段，来表示和旧党臣子的势不两立，以及报复他们当年听命于太皇太后、轻视自己的行为。
对于崩逝的祖母，哲宗满怀怨恨，一度想降低其身后待遇和尊谥，在嫡母向太后和生母朱太妃的劝慰下，才勉强作罢。不过自哲宗亲政起，大宋朝野中对于执政九年、颇有建树的太皇太后高氏逐渐出现了“老奸擅国”这样的贬损评价，是否出于哲宗本人的授意，就不清楚了。
数十年后，北宋因党争消耗国力过大、又囿于神宗另一个儿子徽宗赵佶的享乐无能，导致国势颓废、被新兴的北方金国所灭。徽宗唯一逃脱灭国之祸的儿子赵构逃亡南方，建立南宋。此后执掌南宋中枢的基本是旧党保守派，而他们出于党同伐异的目的，大力贬损变法派新党，重新修订更改了高太皇太后执政时期的史料记录，称当时“朝廷清明，华夏绥定”。又人为抬高了守旧派的旗帜高太皇太后地位，标榜“我朝之治，元祐为甚，母后之贤，宣仁为最”，将高滔滔奉为“女中尧舜”，大力吹捧。但是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