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上将王陵基没去台湾，逃了三次最终还是被捕

王陵基

王陵基（1883年9月-1967年3月17日），字方舟，人称“王灵官”，四川省乐山县(今乐山市中区)人，毕业于四川武备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刘存厚、张邦本是同学，还是刘湘、杨森的老师，可以说在川军中资历非常老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逃窜三次最终被捕。

王陵基为什么没去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军迅速向四川推进，他的安川计划迅速破产，他也从负隅顽抗到准备流窜。他觉得省政府目标太大，就遣散了省政府。完全成为一个光杆。他跟亲信述说时叫苦道：“想去台湾把，又怕以前自己说的守土有责的大话被揭穿。也有共产党人找过他，他却怕共产党算旧账，重庆三·三一惨案据他说是蓝文彬搞的，却算在他头上，就连21军清共，也算到他头上，如果共产党追查的话，他是说不清楚的。后来他走不掉，又折回成都，和李文的第五兵团一起突围，但后来李文也无力突破包围，宣布投诚，他看到胡宗南的所谓王牌不过如此，摇着头自行出走。

1950年2月6日化装成军医潜逃时，在四川江安被人民解放军逮捕，后被送到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是级别最高的在押战犯。1964年12月28日获得特赦。

王陵基逃了三次最终被捕

第一次逃窜：铩羽而归

王陵基到苏家渡，其保安五团团长刘泽亦随即赶来，此时王对收容残部又存幻想，为了激励所属，亲笔下了他一生最后一次派令条子：委派吴守权为“四川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军长，彭斌为第二军军长，刘泽为教导师师长。除刘泽在场接受委派外，吴、彭两人早已失去联系，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委派令。是晚，王陵基认为事已到此地步，只有赶回成都看看情况，找胡宗南商量再说。过温江在专员冯均逸处稍事停留，并急派人把田泽孚找来，田将自用的吉普车借王乘坐。21日晨，王陵基带副官徐士毅乘车返蓉。王陵基第一次逃窜，历时10日，铩羽而归。

第二次逃窜：暂避宜宾

24日晨，王陵基—行到五面山，李文的司令部设在当地的徐姓农家。徐家兄弟合住一个土墙围着的大院，进门右侧有—个碉楼，李文和他参谋长吴某住在碉楼上。王陵基一行被安置在右侧墙外一间房内，李文的特务团也住在那里。那里为—丘陵地带，到处是堰塘冬水田，附近散住些残部，粮食告尽，士兵杀马充饥。李文命令所部打开一条出路，但已进入解放军预置的口袋内，无法突围。入夜，四面山上的解放军大声喊话，叫李文立即放下武器，并给李文部官兵送茶水，军心愈见动摇。李文在碉楼上走来走去，自知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了。深夜，解放军枪炮声又密集震耳，李文通知王陵基等临时进人院内，在一间屋子地下铺子—些稻草休息，王陵基叹息地说：“这便是寄人篱下的滋味。”

24日早晨，枪炮声转入稀疏。李文认为官兵无粮，无力再战，为今之计只有投降一途。王陵基看见胡宗南这个“王牌军”不过如此，频频摇头不已。开始，李文部属对向解放军投降还不清楚，下午李文打出白旗无条件投降，消息终于迅速传开，特务团长向王陵基表示，他本人没有问题，怕下面会出来指认。傍晚时分王陵基决定单独逃命，先叫背黄金的卫士将黄金投入附近水井内，然后示意同行自谋去路。王换上便服，将平日墨镜带上，与同行凄然作别后，独自逃往乐山、宜宾。

第三次逃窜：最终被捉

1949年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成都解放，但王陵基却下落不明。

1950年2月的一天，时任四川江安县公安局长的孙仲远突然接到南溪公安局长的消息，说他们得到情报，在永利轮船上有很大可能藏着原国军高级将领。

于是永利轮刚刚靠岸，孙仲远即率干警数人上船，先向乘客们说明有特殊任务，需要进行检查，请大家不要惊慌，同公安人员合作。全船一片肃静，鸦雀无声。干警们按前述特征，查出50岁左右的嫌疑者40多人，为防止遗漏又叫乘客们通通下船，再在码头上—个一个地辨认。最后将嫌疑重大者队带到公安局讯问，其余乘客仍回船休息，永利轮暂时停开，在江安过夜，于次日放行。

经过大家的一通调查和讯问，排查到一个名字叫戴正明的军医身上，大家一致认为此人的身份有所隐瞒，怀疑他就是要找的那个人。因为在排查过程中，这个戴正明说自己是开县人，但是他一张嘴却是浓厚的乐山口音。在这种情况下刻意隐瞒自己家乡的人，的确很可疑。为了确保戴正明的真实身份，孙仲远特地找来了数位与王陵基相识的人，让他们一一辨认，看看戴正明究竟是不是在逃多时的王陵基。经过反复确认，孙仲远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位自称戴正明的商人就是大家找了许久的王陵基！值得一提的是，孙仲远能够这么快得到确切的答案，是因为一个叫金叔衡的人。这个人给王陵基当过一段时间的参谋，可以说他与王陵基一起工作的时候，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两人十分熟稔。得到金叔衡的答案后，孙仲远便确定了王陵基的身份。其实在金叔衡出现在面前时，自称戴正明的王陵基就已经露出了忐忑慌张的神情了。最后，王陵基通过字迹辨认，被确定了身份。后来他被关押在重庆和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漫长的改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