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四川猛士之二 喻培伦大将军
喻培伦（1886年2月3日－1911年4月27日）
前文讲述了辛亥革命中的四川猛人黄复生，提及参与暗杀摄政王载沣的志士成员中有另一位四川志士喻培伦。本文就喻培伦将军的生平，与此次暗杀活动与喻培伦事后的活动以及牺牲的经过等更多细节，作进一步详细的叙述。
喻培伦，字云纪，1886年3月3日(清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喻培伦诞生在内江县(今内江市)文英街一个制糖商人家庭。喻氏祖籍江西省，明朝时，家中有人在四川做官，于是定居四川内江。
内江位于四川盆地中部，沱江下游中段，东邻重庆，南界泸州，西连自贡、眉山，北毗资阳；地形以丘陵为主，东南、西南面有低山环绕；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因盛产蔗糖，素有”甜城“的美称。内江交通方便，消息灵通，人们不同程度地接触了新思想。
喻培伦的父亲喻德荣，号学庵，名熙明，曾在湖北宜昌督办盐务。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他因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损害，愤然弃官从商，回到有名的“甜城”四川内江经营糖业。
喻学庵思想较开明,顺应时代潮流，这使喻培伦兄妹四人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喻培伦从5岁发蒙读书到12岁，是在家乡内江度过的。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喻培伦13岁，进入资中张家漏棚亲戚的家塾读书。塾师魏楚珊发现是个新派的知识分子，把书讲得生动活泼，经常用我国历史上愛国英雄的事迹教育学生，鼓励学生“读经世书，练干济才”。此外，魏老师还向主人建议，买了很多在日本出版的留学生办的进步书刊,要学生阅读,并加以辅导,启发学生关心天下大事，做一个有用的人。
喻培伦在资中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近代社会大变动的关键阶段。早在1897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宋育仁等在重庆创办《渝报》，广泛地对人们宣传改良主张。次年，宋育仁等又在成都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宣传变法主张。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为闭塞的四川吹入了一缕新鲜空气。喻培伦时常阅读新书时报，开扩了眼界，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
1902年，资阳义和团首领李刚中率领800多人攻打资阳县城，资中义和团继起响应。他们打教堂，杀洋人，英勇斗争，给青年人以极大鼓舞，在喻培伦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是喻培伦日夜筹思的大问题。
当时，许多爱国志士东渡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留日浪潮的影响下，喻培伦也产生了去日本留学的想法。他认为:只有科学和实业才能救中国。
喻培伦兄弟两人，都未去应科场考试。他和喻培棣去日本留学的想法，得到了魏楚珊先生的支持。经魏楚珊老师和喻培伦再三劝说，喻学庵顺应潮流，毅然筹款送两个儿子远渡东洋，去日本自费留学。
1905年10月的一天,19岁的喻培伦与年仅16岁的弟弟喻培棣，踏上了远走东瀛之路。兄弟俩乘船沿沱江和长江经重庆，顺流东下。在到达汉口候船期间，喻培伦带着弟弟上岸游览，不知不觉走进了英租界。英国雇佣的印度巡捕,对他兄弟二人进行谩骂和驱赶。喻培伦当即质问巡捕说:“我中国之地，何拒中国人游?!”蛮横无理的印度巡捕冲向喻培伦，举手就打。双方扭在一起，喻培伦终因体弱，被印度巡捕推下江堤，差点滚入浩荡的长江。这件事对喻培伦兄弟二人刺激很大，他俩第一次亲身感觉到半殖民地人民的屈辱地位。喻培伦心中极端痛苦，他“痛恨满虏之宰割我民族，复丧失我国权，致召外侮，辱及己身，革命之志愈决。”后来每忆此事，他悲愤万分，认为“这比挖了我祖坟还伤心。”
1905年12月,喻培伦兄弟从上海到达日本东京，从此开始了异国生活。
现实生活并不如他俩所想象的那么美妙，各官费学校招生名额已满，迫使喻培伦报考了带有速成性质的东京警监学校; 喻培棣则考取了私立东斌军事学校。 1906年5月考入经纬学校;1907年初改入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专攻化学及摄影术。喻培伦认为警监学校和经纬学校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改换学校，是为了尽快学到一门专业技术，用科学来振兴贫弱的祖国。
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喻培伦雄心勃勃，刻苦钻研搪瓷与机制糖等技术，计划在家乡兴办搪瓷工厂、机械制糖厂、机器缫丝厂、川流电气公司等实业项目没有成功，但他并没有灰心，进一步把兴办工厂的计划与革命事业联系得更紧密。
1910年在成都与吴玉章、余际唐等人创办了著名的星火火柴厂,就是他从事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留下的企业。
这个工厂的开设，一方面抵制了外货，另一方面为革命制造炸药解决了原料问题。这时，喻培伦等革命党人建立工厂不只是为了“兴工致富”，而且是当作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手段。
喻培伦已经坚信，只有用革命武装推翻腐败的清王朝，才能有中国的文明进步。他不仅以振兴故乡实业的雄心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了经济斗争，而且还参加了革命救国、武装起义的政治斗争，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投身于同盟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
“炸弹大王”
1908年4月,喻培伦在送喻培棣奔赴河口战场后，留在东京。结识了吴玉章等同盟会员和许多革命青年。在吴玉章的关怀下,住进了《四川》杂志社内。
1908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喻培棣未赶上起义时间,便和几位同盟会员改道入缅甸，去云南千崖，准备开展工作，迎接新的战斗。不料，喻培棣在干崖染上恶性疟疾，到新加坡医治，急需费用。喻培棣写信到东京，求助于同盟会中的吴玉章等人。吴玉章接到喻培棣的求助信后，立即在四川籍的革命同志中筹措了300元寄去。喻培伦大受感动，觉得革命既是大仁大义的崇高事业，革命同志亲如手足，便向吴玉章提出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要求。
在吴玉章的帮助下，喻培伦进一步明确了:“一个革命者必须竭尽精力以奉行革命的道理”。喻培伦这时了解到了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心中豁然开朗，懂得了只有革命才能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才能兴科学、创实业、办工厂，以振兴贫弱的祖国。他毅然参加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积极地投入了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活动，从此，喻培伦成为反清革命的志士。
中国同盟会在1907年到1908年领导武装反清起义的同时，也进行了频繁的暗杀活动。同盟会东京总部特地组织了一专司暗杀的部门，由方君瑛负责主持，吴玉章、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曾醒(女)等参与其事。喻培伦加入同盟会时，暗杀活动风行。他于1908年暑假，“入大森体育学校速成军事班”，这个速成军事班是专门为革命造就军事人才而秘密设置的。在军事班学习期中，喻培伦掌握了许多从事恐怖活动的手段。搞恐怖活动最有效的是用炸弹搞暗杀。
喻培伦为了革命需要，放弃了在大阪化学研究所的学习和研究。他于1908年9月，考入日本千叶医学校药科专业学习，潜心研究化学，目的是研制烈性炸药，以备从事恐怖暗杀活动之用。
制造炸弹最主要的原料是白色炸药，又称“银药”。这种烈性炸药很难制造。为了掌握这种技术，喻培伦与吴永得、黄复生等革命党人，租了一间房屋，专门试验炸药，准备制造炸弹。在一次试验炸药的过程中，不慎药瓶炸裂，喻培伦身受重伤，经过一个多月的医治，左手卒废三指，只得休学一年。
当年因试制炸药失败而受伤的为数不少，如前文所述的黄树中，因试制炸药出事故，死而复生，改名黄复生。另一位安徽舒城志士王仁峰，也是在镇江试制炸弹时失误引起爆炸，失去左手，人称“王一手”。”王一手“有一个曾孙女后来成为大明星，称作“王祖贤”。
1908年底，喻培伦不顾手残体弱，与黄复生、方君瑛、黎仲实等人从日本赶赴香港。他们在九龙海湾僻静处和一个农场反复进行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了安全炸药。试用了电流发火、化学发火、钟表发火等方法，效果都很好，革命党人都为之欢欣鼓舞。.
然而，喻培伦并不以此为满足。1909 年2月，他从香港回到日本东京，结识了精通炸药术的日本人藤泽。他虚心向藤泽请教，获得了英、德、日等国制造炸药的秘方。喻培伦朝夕研究，废寝忘食，虽身体病弱，仍未间断研制工作。
喻培伦把自己的专长和聪明才智，无私地贡献给革命。夏天,气温升高，炸药有时会自然爆炸，会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为了妥善收藏炸药，发明了一种既精密又安全的储存法。由于他改进了发火机关，又从朝鲜特产麻糖中得到启发,并在藤泽的帮助下，把炸药的外形做得与朝鲜的特产麻糖相似。这样，既不会自然爆炸，又便于携带，也不容易被检查时发现。
喻培伦以刻苦钻研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毅力终于造出了一种既安全又威力强大的炸弹。因此，他被革命党人称誉为“炸弹大王”。称他造炸弹的方法为“喻氏法”。这就是“炸弹大王”美称的来历。
1910年，喻培伦将他发明的炸弹制造法写成一本《安全炸弹制造法》的小册子，并加以图示，翻印成书，秘密地向热心暗杀活动的各地革命党人传授。
暗杀活动中的猛士
喻培伦参加同盟会的前后，正是暗杀活动风行之时，他看到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迭遭失败，转而“冒险且径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卷入到暗杀活动的潮流之中。
喻培伦主张凭借“武力”，以少数革命党人用猛烈“利器”为革命立功，通过暗杀几个罪大恶极的清朝官吏，促使革命迅速成功。盛行一时的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并不是偶然的事件，它是当时革命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行为。
1909年夏天，喻培伦从日本回国，投入了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先后参与了在汉口谋刺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和在北京谋刺载洵、载涛两大臣及摄政王载沣的暗杀活动。
7月，革命党人得知两江总督端方因镇压革命党人“有功”，被清政府移督直隶。对这个罪恶累累的清朝显要大吏，革命党人早就想将他除掉。同盟会派喻培伦、黄复生、但懋辛、陈璧君、曹钟树等星夜潜赴汉口，察看地形，部署一切。喻培伦亲自到汉口北面的刘家庙车站附近安排，确定了安放炸弹、藏人、拉引火线的地方，并将周密的计划绘成详图送到日本东京。吴玉章等革命党人研究了喻培伦等的谋炸行动方案，认为可行，便立即派人把准备好的炸弹、器材送到汉口。喻培伦抓紧时间装制好了炸弹，等待端方途经汉口时将他炸死。但是，狡猾的端方改变了北上路线。
他到镇江后，诡称要游焦山，偷偷地转到上海，改乘轮船走水路去北京。喻培伦等革命党人谋刺端方未成，只得返回日本。
1909年初秋，同盟会在东京研究决定，集中力量去北京谋炸清政府的满族亲贵。根据会议决定，派黄复生先于9月回国，到北京筹备暗杀机关，吴玉章等在日本负责准备一切。12月，喻培伦等将炸药及制造炸弹的机械藏在照像器材中从日本安全运到了北京。由于喻培伦精通摄影术，他们便在北京的琉璃厂开设了一家“守真照像馆“，以此作掩护，进行暗杀的准备工作。
随后，汪精卫、陈璧君、黎仲实、但懋辛赵铁桥、罗世勋等人也来到北京，协助喻培伦、黄复生工作。1910 年元旦，守真照像馆开业，一时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喻培伦委托懂得照像技术的内江同乡罗世勋（字伟章）代他经营照像业务，自己和黄复生等则集中精力研制烈性炸弹，准备刺杀清政府中反动的权贵大臣。
最初喻培伦等“谋炸清庆亲王奕励，以护卫严不能得”。接着，他们打听到考察海军大臣载洵、考察陆军大臣载涛游英归来，乘火车将到北京，黄复生和汪精卫携带皮包，内装铁茶壶形的小炸弹到火车站等候，待载洵、载涛下车时刺杀。但是，当天到车站迎接载洵、载涛的清政府官员很多，加上警卫森严，无法下手。谋炸没有成功。最后，喻培伦等商议，决定全力以赴，谋炸当时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
载沣是宣统皇帝的父亲，1908年任摄政王后，将军政大权集中于皇族集团。1909年，他代皇帝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革命党人将他当作暗杀的主要目标。当时，摄政王府在什刹海的西北,府门外不远有一条水沟，沟上有一石桥，附近有一石坑。喻培伦和黄复生等几次到摄政王府周围察看地形,发现石桥下正好埋炸弹，石坑正好藏人，水沟便于安设拉火电线。只要布置妥当，当摄政王载沣过桥时，利用电流发火引炸，成功的把握性是很大的。
喻培伦唯恐炸弹太小，威力不大，无济于事。他在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工厂发现了一个铸铁罐，有西瓜般大小。便与这家铁工厂商量，加工铸铁罐制成外壳，配上螺丝，带回守真照像馆，小心装上炸药，终于特制成了一颗地雷似的大型烈性炸弹。
1910年4月的一个夜晚，喻培伦和黄复生、罗世勋等携带着特制炸弹和导线等器材来到石桥下。他们先把炸弹安好,然后安设电线。由于行事仓促，事前目测的距离不够准确，临时才发现电线短了几尺。他俩正准备收拾起来，重新安置。这时，忽然发现桥边有人走动，而摄政王府大门开了，有人打着灯笼出来。喻培伦等人怕被人发现，顾不上取走炸弹，匆匆撤回照像馆。
第二天晚上，喻、黄等再到桥下查看，发现炸弹已被人取走。
喻培伦等分析了情况:如果是官府发现取走炸弹，一定会满城风雨;如果是一般人拿走，可能会无声无息。他们等待了几天，并无动静。喻培伦看到暗杀任务并未完成，心急如焚。他与黄复生、汪精卫、陈璧君、黎仲实等人商议，决定由喻培伦和陈璧君回日本找吴玉章取炸药，以图再举;黎仲实到南洋筹款;黄复生和汪精卫等仍留在北京，以照像作掩护，继续作爆炸的准备工作。
喻培伦在清政府刑部主事内江人赖成昭处借到路费，带着陈璧君绕道沈阳到日本找吴玉章索取炸药。就在这时，报上披露了黄复生、汪精卫等在北京被捕的消息。原来，清朝官府发现炸弹后，没有立即声张，而是找外国专家鉴定。经专家们检查后认为:这种炸弹威力很大，技术高超，决非中国境内制造;但其外壳较大，又粗糙，而且车有螺纹，必是就近加工的。于是，清政府派人根据外壳的线索，找到了鸿太永铁工厂。从那里知道了外壳是“守真照像馆”的人来加工而成的。最后，敌人逮捕了黄复生和照像馆的人员,把同盟会设在守真照像馆的秘密联络点全部破坏。接着，又利用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人带路，将汪精卫逮捕。
陈璧君在日本听说她热恋中的情人汪精卫被清政府逮捕，简直跟发了疯一样，竟无理辱骂喻培伦是胆小鬼。喻培伦见她已失去理智，不愿和她争吵，只得把无穷的委屈压在心底。他对吴玉章说:“她同我一起回来，却说我怕死，....唉， 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吴玉章很了解喻培伦,尤其是他参加同盟会后，研制炸药，身伤手残;侦察地形，谋炸权贵，奋勇当先，是革命的猛士。以后的事实证明，怕死的不是喻培伦，而是后来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汪精卫和陈璧君之流。
喻培伦因谋炸载沣事件，身份暴露，清政府下令通缉他，驻日清使馆停止了他的官费。从此，他不能再回日本千叶医学校学习。喻培伦亡命香港，化名尤国楠(忧国难的谐音)、王光明(望光明的谐音)，以制洋烛、牙粉及开业行医维持生活。他在九龙设立机关，一面积极营救黄复生等出狱;一面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浩气千秋的黄花岗英烈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一一失败,特别是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中产生了灰心情绪。许多干部对革命前途担忧，有的甚至对革命丧失了信心。但是，孙中山先生却看到了革命的良好形势。
为了统一革命党人的思想,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11月13日在南洋的槟榔屿召开了重要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决定聚集十多省的革命党人，与清朝反动统治者决一死战。会后分头进行准备工作。孙中山去美洲活动，负贵筹款和购买军械。设统筹部总揽一切，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任副部长，下设出纳、秘书、储备、调度、交通、编制、调查、总务八课，并在广州设秘密据点。为了筹备军火,统筹储备课的人员及吴玉章、喻培棣、王子骞等分别在日本、南洋等地购置枪支弹药，经香港秘密运到广州以供起义之用。特别组织了500人(后来发展为800人)的“先锋队”(敢死队)作为起义的中坚力量。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先锋队”陆续到香港集中，在广州设立的秘密联络据点已有38处，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基本联络就绪。革命党人为即将来临的战斗厉兵秣马，跃跃欲试。
1911年1月，喻培伦接到黄兴约请他参加起义的通知，委任他担任起义部的实行员，负责制造炸弹，供应起义之用。喻培伦接受任务后，不顾自己的身残体弱，夜以继日地赶制炸弹。个把月工夫，总计做了半磅、一磅、两磅重的炸弹300多颗，分批偷运至吴公馆储藏。
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开会，决定农历三月十五日(阳历4月13日)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分十路袭取广州城。革命党人在香港召开发难会议的同一天，同盟会员华侨工人温生才在广州单独行动，枪杀了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也在这一天，革命党人吴镜运炸药被捕。于是，广州军警四出巡逻搜查，并增调外地巡防营入城加强戒备，以致有几处秘密据点被破获。而美洲的筹款和日本军火也未送到。香港统筹部决定推迟起义日期。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赴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的小东营五号设立了起义指挥所。他与一些起义骨干商议后，决定于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阳历4月27日)起义。不料，香港头发公司职员、新发展的同盟会员陈镜波叛变告密。清政府在广州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河南巡官是一个四川人，向喻培伦报告说:“四、五日前已有搜索户口之札，旦夕必行。”紧张而又危险的局势，使统筹部内部产生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要求起义延期，一部分同志却反对改期，黄兴在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召开紧急会议，反复研究。喻培伦坚决反对再改期。他说:“党人兴师者屡，迄无所验，今以数月之力，召集全国党人，耗财数十万，不一决死命，遽然中止，海外出币者，或疑党人为诈财，其将何辞以自解?且举义诚知必死，然死国，义也，吾人不肯死，谁肯死者?国事将不可挽矣!”
喻培伦语意悲愤，众人为之动容。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达了他已抱定为国献身的决心。他还表示:“现在形势紧急，有进无退，万无缓期之理! ..就是大家都走了，乘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
经过反复激烈的辩论，黄兴决定实行“以寡敌众的广州起义”，日期仍按原计划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不变。
喻培棣这时由日本运送军火到了广州，得知喻培伦已下定了为起义而献身的决心，他要求同哥哥共赴起义战场。但喻培伦想到家中还有年迈的祖父，多病的娘亲，幼弱的弟妹，如果弟兄同死，父亲难于支持家中的生活。他对喻培棣说:“我去汝必留，俱死无为，徒绝老亲欢耳?”两弟兄争相赴义，相持不下，喻培伦只好以兄长名义命令弟弟立即离开广州。弟兄二人生离死别，抱头痛哭，真是手足情深，爱国志坚! 喻培伦又给胞妹喻述常写了绝别信，信中说:
“兄自命非常，绝不无事而.....日前犹望归，至今不必矣!仲兄现作早归计，将学洋磁业，明年或当归家，与兄之归无异。愿大家原谅我之非真不欲践言全信，实有时势使之然也。”
临战关键时刻,一些革命党人从爱护关心喻培伦的角度出发,都反对他直接参加战斗，认为他应该留下来，把制造炸弹的本领教给别人，这对革命更有好处。喻培伦的回答是:
“储才以备用，今日非有用时耶，且党人孰非有用之才，倘须人人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自顾孱残之躯，实不逮诸同志远甚，如革命须流血者，尚可为前驱耳。”
他还说:“学固不能磨灭，非我死可以亡之”。喻培伦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精神，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钟，震惊中外的广州武装起义爆发了。黄兴带领100多革命党人勇猛地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喻培伦、熊克武、但懋辛、饶国梁、秦炳等18位起义志士奉命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的后门。喻培伦因左手断三指，便找来一个竹篓筐，挂在脖子上，筐里盛满炸弹。他投弹技术高超，只用了两颗威力强大的炸弹，就将总督衙门的后墙炸开了两个大窟窿。喻培伦等18名志士冲进总督衙门。喻培伦始终冲在队伍的前面，他边冲边将炸弹投向清军，杀得清兵四散逃命。后来，他们去进攻督练公所，路经莲塘街北口时，与清军水师发生遭遇战。喻培伦向敌人大声喊话:“我们是革命党,请派代表过来办交涉。”敌人暂未打枪了，似乎犹豫不定。喻培伦又喊:“把枪放下，速派代表出来!”敌人既不放下武器，也不答话，故意拖延时间。喻培伦等得不耐烦，向敌人甩去一颗炸弹，敌人还来一排枪，有两位同志倒下了。这时，清军堵住了莲塘街北口，向革命党人猛烈射击。
起义者们也都迅速散开,躲在两边店铺的墙脚下，与清军对射,展开激战。喻培伦脖子上挂着炸弹篓，敏捷地爬到了莲塘街口一家店铺的屋檐上，躺在瓦沟里，埋伏起来。喻培伦等清军跑到自己躲藏的屋檐下面时，才往下抛掷炸弹,连续打退清兵几次进攻,清兵死伤不少。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起义者们的炸弹、子弹都已经用完了，喻培伦的炸弹筐里只乘下了最后两颗炸弹，他掩护同志们撤退，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坚持战斗。从黄昏到半夜，喻培伦被敌人增兵所包围，身中数弹，最后弹尽力竭，为敌所俘。
清军抓到了喻培伦，连夜审问。他为了避免牵累别人，自称王光明。在公堂上，喻培伦自豪地讲述他参加革命和制造炸弹的情况，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临刑时，他满怀革命必胜的信念，慷慨激昂地高呼:“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喻培伦就义时，年仅二十五岁。他虽死犹生，浩气千秋。
1912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喻培伦为“大将军”,以表彰他在辛亥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并指令在内江修建“喻大将军祠”，供后人瞻仰悼念。
